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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協(xié)委員回應追問考研泄題案:質詢部長完全正常

研招新聞來源：紅網 2012-03-15　

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質詢教育部。

曾在歷年全國兩會上炮轟“周老虎就是紙老虎”、批評“90分鐵道部”、逼問賣票制度不合理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被稱為“葛大炮”、“犀利老頑童”。

今年兩會，他在未被點名發(fā)言的情況下，在會場上突然起身，向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追問考研泄題案，要求教育部道歉。這位67歲的老人稱，如果教育部不追查不道歉，他會一直堅持下去。

行使政協(xié)章程中規(guī)定的權利

此次“炮轟”教育部，不少人在葛劍雄的微博上留言，向他致敬。但在葛劍雄的眼里，“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我覺得大家的反應有點過度了。”他對記者說，在政協(xié)的會議上要求領導做出解釋，或者提出某種合理的要求、質詢，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。不僅可以跟部長，甚至可以跟更高的領導提。

對于自己多年來“炮聲不斷”，葛劍雄認為自己不過是依法講真話。他對自己的要求是，遵守憲法和國家的法律，遵守政協(xié)的章程。對自己的言論負責，保證自己的提案實事求是。他是在行使政協(xié)章程中規(guī)定的權利。“比如這次，我們以教育界別40小組的名義發(fā)了一個快報，要求教育部回應考研泄題的問題，這是我們5年來第一次動用這樣一種形式，就是要引起領導的重視。”

至于道歉，葛劍雄說，他并不是要袁貴仁個人道歉，而是要求相關教育部主管部門道歉，如研究生司，或者是考試中心。

建議政協(xié)委員部分專職化

葛劍雄曾說，自己在兩會期間是“公共產品”，只要有時間，對采訪、提問來者不拒。但事實上，葛劍雄除了是政協(xié)委員，他還是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、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，有自己的崗位和研究，履職和工作難免有沖突。“現在的機制只能夠保證我們的會議期間(全身心投入政協(xié)工作)，在會議外的話，并沒有給我們安排時間，這個的確是有困難的事情。”

葛劍雄已將近70歲，時間和精力都有限。他曾說，“如果像我這樣的‘公共產品’多了，我的壓力就會減輕很多。”他多次提出，能不能增加一些專職的常委或者委員，“今后真正要使政協(xié)委員行使一些他的職責的話，的確是需要在時間上，工作條件上做出一些安排的。”但在目前沒有做出安排的情況下，他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做一些變化，比如通過網絡了解情況等。

“(有時候)別人給我反映什么情況，我只能在邏輯推理上看看他是不是合理的。如果要我們去調查核實，那我們現在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，也沒有相應的機構協(xié)助我們做這樣的事。”葛劍雄說，他只能“盡心盡力”。

即將告別，還是可以有所作為

3月13日上午，全國政協(xié)十一屆五次會議閉幕。葛劍雄中午發(fā)了一條略帶傷感的微博：“回住處后遇到的委員，都在相互道別，因為本屆的最后一次大會結束了。但本屆委員的任期要到明年3月3日下屆開幕時才正式完成，還是可以行使委員職責，如提案、反映社情民意。常委還有三次會議，包括選出下屆委員的最后一次常委會。面對公眾的期待，盡管未必能使大家滿意，盡心盡力而為吧！再見北京！”

回顧這幾年的履職經歷，葛劍雄說，他最大的感觸是每個人都要在現行的制度下面盡心竭力。“如果盡了力了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。并不像有些人講的，你們(政協(xié)委員)是完全沒有用的，或者完全成了擺設。”

會不會繼續(xù)爭取當下一屆委員的機會？葛劍雄說，這不是個人決定的，政協(xié)委員是按照政協(xié)章程被推薦和協(xié)商出來的。“我覺得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聽其自然。”

最關注義務教育：應公布最低標準

“一般每年大概總有八九個提案，這是第5次了，總歸來講三四十個提案是有的吧。”回憶這5年來提出的提案，葛劍雄說，他最關注的還是義務教育的問題。

葛劍雄說，“我們現在從表面上說，從總的說，義務教育已經實現了，但實際上中間的缺漏還是相當的多。國家應該公布義務教育的最低標準，如學校食堂、操場面積、教室容納人數、校車接送制度……各地可因地制宜自設標準，但當地的所有學校必須都達標。”葛劍雄說，如果每一個學校都能做到這個最低標準，“那我想發(fā)生了地震不會是學校首先倒塌，也不會發(fā)生‘學生沒地方吃飯要站在外面’這樣的事情，因為相關的硬件都是有規(guī)定的。”

質詢背后是責任的承擔

在今年的“兩會”上：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要求教育部就考研泄題事件道歉；全國人大代表葉惠賢批評春節(jié)晚會泛濫成災浪費錢財；全國政協(xié)委員李劍閣對財政部財政收入增24%的指數公開表示“財政部的態(tài)度我不滿意”……

昨日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與安全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點評說，“質詢”的背后，是對責任的承擔，也推動了參政議政、民主監(jiān)督發(fā)揮作用。

毛壽龍認為，對于人大代表和政協(xié)委員而言，有很多權利可以行使，但許多人并沒有用足，手頭還有“空間”，在“兩會”中，針對“刑訴法修正案草案”和“政府工作報告”，都有一定的反對票，這些反對票和發(fā)言一樣，每張反對票都有自己的見解和理由，是進步的表現。

在他看來這部分“炮手”的存在是可貴的。一個代表或委員對應幾十萬的選民。就目前而言，可能有的代表不會曉得，自己背后的67萬選民真正在想什么，所以有部分發(fā)言、提案、議案缺乏實證研究。所以，這就對代表、委員的履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針對民眾關心的具體問題，進行深入的調查，形成相對集中的提案、議案，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、預算或政策設想，真正地體現出代表民眾參政議政的能力，同時，對于問責機制也必要進行一定的研究，讓他們提出的建議能夠切實得到反饋。記者龍源李柯夫

湖南聲音

在當前的撥款機制下，即便4%的教育經費到位了，也很難得到公平、合理的分配。

——羅和安(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、湘潭大學校長)

背景：3月6日下午，在參加湖南團小組審議時，羅和安提出，建議由國家財政統(tǒng)籌高校教育經費，并分為非競爭性和競爭性撥款兩類進行分配，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公平健康發(fā)展。“如果4%的教育經費能夠到位，我相信農村教育、校車安全等問題都能得到有效解決。但關鍵要看如何對這4%進行再次分配。”羅和安認為，當前的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機制過于陳舊，存在一定缺陷。

根治“奢侈病”，關鍵在政府。

——何清華(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、中南大學教授)

背景：3月11日，在全國政協(xié)十一屆五次會議第四次大會發(fā)言上，何清華直接批評當前中國社會的“奢侈病”現象，并指出只有政府以身作則，帶頭采取措施，通過治理“三公”消費及大幅提高對奢侈品的征稅等辦法，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奢靡浪費行為的蔓延。

質詢聲音

他(財政部長謝旭人)還說，政府收入的多少和老百姓的收入是不相關的。怎么會不相關呢，一個蛋糕怎么切，你切多了，他就少了啊。財政部的態(tài)度我不滿意。

——李劍閣(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)

背景：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財政收入增24%合理，對此李劍閣反對說，“他(謝旭人)說按現價GDP，去年增長17%，所以我收24%是合理的。就算17%到24%差7個百分點，按照現價GDP來算，應該是同步的，高一點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高7個點無論如何就說不過去了。而老百姓呢，用名義GDP也好，可變價的或不變價的去計算也好，城市只漲了8.4%，農村只漲了11.4%。那你怎么解釋呢，財政(收入)漲是有道理的，老百姓(收入)不漲有道理嗎？他的解釋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，任何一個老百姓也不能接受，這個解釋是強詞奪理。”

海鮮(價格)降下來沒？

——麻建國(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致公黨江蘇省委副主委，江蘇省政協(xié)副秘書長)

背景：3月5日，北京國際飯店，在政協(xié)分組致公組討論會上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海南省副省長林方略第二個發(fā)言。他建議政府工作報告要充分體現加強海洋資源開發(fā)。在談到海南旅游人數由2010年的2600萬到2011年增至3200萬人，尤其是境外的游客人數很多時，坐在不遠處的麻建國突然插話，“現在海鮮(價格)降下來沒？”會場內頓時安靜下來，半秒后爆發(fā)出哄堂大笑。副省長匆忙回應：“這是個題外話。”

一些醫(yī)務人員連基本的醫(yī)療道德底線都沒了。

——鐘南山(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、中國工程院院士)

背景：3月6日，在廣東團媒體見面會后，鐘南山直言，產生醫(yī)療亂象的直接原因是“一些醫(yī)務人員連基本的醫(yī)療道德底線都沒了”。當被問及“為什么敢說實話和真話，為什么跟其他代表委員不一樣”時，鐘南山反問道：“什么叫為什么講真話？難道提倡講假話嗎？本來就應該講真話。”

為什么不公布基尼系數？

——李毅中(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)、厲以寧(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)

背景：國家統(tǒng)計局局長馬建堂7日列席全國政協(xié)經濟界委員分組討論。針對李毅中、厲以寧等委員的發(fā)問，馬建堂回應說，中國居民收入的調查是分開搞的，對城鎮(zhèn)居民調查可支配收入，對農村居民調查純收入，指標不完全一樣，基礎數據是分開的，所以現在沒有辦法計算全國統(tǒng)一的基尼系數。

憑我的工資收入，肯定是買不起房。因為在北京要買一套像樣的房，不是我的工資收入可以解決的。房價高這是很明顯的，而且我們的房價到現在這個樣子，誰都可以看得出這是一個泡沫現象。

——賀鏗(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、國家統(tǒng)計局原副局長)

背景：2009年，賀鏗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柴靜的采訪時說，“你這樣知名主持人的收入，我這樣的干部級別，都不能為自己買一套像樣的住房，更多的人都沒辦法買了。原因是兩個：一個是政府炒地，一個是社會資金炒房。”

3年后，當再次被問起這個問題時，賀鏗如是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