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最怕期末”：一名大學教師的焦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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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到期末，校園里總少不了一點緊張和焦慮。學生焦慮，因為苦心備考想拿個好成績;老師焦慮，因為學生會使出各種招數(shù)來“要分”。編輯部近日收到國內(nèi)一所知名大學老師周凱的郵件，痛陳他的“期末焦慮”。這是他一個人的焦慮還是屬于大學講臺上更多人的焦慮?對此，記者順藤摸瓜展開調(diào)查并邀請專家深入分析，試圖找出這背后的因由。

作為一名大學青年教師，我最焦慮的不是“時不我待”的教學改革壓力，不是科研上“不斷加碼”的績效考核，也不是學校周邊“突飛猛漲”的房價，而是我親愛的學生們對考試成績“正義凜然”的索要之風——

“老師，我要出國留學，勞煩您給我85分以上。”

“如果我這門課不能上80分，我就要被退學了。”

“如果我不幸考了84分，請老師多給1分保我上85分。”

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

每個學期，我最怕的是期末。從最后一節(jié)課結束到期末考試完成，學生們的“陳情”郵件會持續(xù)“轟炸”我的電子郵箱。有時候輔導員、班主任或家長們也會親自出馬，通過打電話、發(fā)微信、到訪辦公室等方式為學生“跑分”“要分”。而勢單力薄的我總是不堪其擾、難以招架，只得忽略郵件，關閉手機，甚至干脆逃離辦公室，這種東躲西藏、狼狽不堪的生活讓人著實心煩意亂。

然而，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后面。當頂住各種壓力，將分數(shù)如實提交教務系統(tǒng)之后，我的噩夢才真正開始。一旦查到期末分數(shù)，許多學生會立即向我表達對分數(shù)的不解、抱怨或失望。此時，“聲討”郵件撲面而來，洶涌澎湃。這些“群眾來信”有的是對我本人不能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立場慷慨送分表示不滿，有的則列舉其他課程老師如何“通情達理”“善解人意”的生動案例，有的會委婉指責我的不近人情。面對雪片般飛來的問責郵件，我總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無奈和焦慮，甚至是委屈，仿佛大錯已然釀成——我的“任性”與“執(zhí)拗”給這些青年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后果，同學們一個個哭泣、失落、憤怒的神情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(xiàn)，一種莫名的負罪感甚至會讓自己在睡夢中驚醒。這些郵件有時甚至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名極為另類的大學教師。

我曾借訪學之機向哈佛大學、東京大學、香港大學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同人請教，如何應對學生“跑分”“要分”的行為，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們“從未遇到過此類現(xiàn)象”，并且認為學生向老師索要分數(shù)是一種嚴重的作弊行為，必須予以及時糾正和嚴格禁止。

近日，與幾位青年教師在學術會議之余交流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家雖身處不同高校，但在“給分焦慮”方面卻驚人相似，這不禁令人唏噓不已。在今天的中國大學校園中，為何“跑分”“要分”現(xiàn)象如此流行?一些學生為何如此理直氣壯?任課教師給學生打分為何變得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?為何我們的“天之驕子”不去思考如何刻苦用功獲得理想分數(shù)，而是挖空心思向教師索要滿意分數(shù)?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現(xiàn)成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其背后有更為復雜的原因。實用主義盛行，浮躁之風侵蝕校園，重知識教育輕道德塑造的辦學模式，急功近利、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，都可能是導致大學生“跑分”“要分”的深層誘因。由此，我們不應簡單地把板子打在尚處在人格養(yǎng)成關鍵階段的青年學生身上，而是要對社會教育、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進行深刻反思。

當前，立德樹人是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，是培養(yǎng)高素質(zhì)人才的根本要求。作為教師，認真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同學的成績，既是我們的職業(yè)道德和倫理底線，也是樹立大學生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關鍵一課，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，也不能隨波逐流，而是要讓青年學生清楚認識到獲取高分不能靠耍小聰明，唯有依靠勤奮刻苦和不斷努力。

說話間，面對眼前這400多份期末試卷和接二連三的“陳情郵件”，那種熟悉而又無奈的焦慮感再次襲來，然而我知道自己其實別無選擇，唯有堅守初心、堅守底線、堅守原則。